胡琏回想在双堆集的失败时说：如今那里应该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了吧，地下躺着多少英灵啊。
双堆集是一个普通的皖北小村子，住着大约一百户人家。1948年，临近12月的时候，国共两军加起来有四十多万人，在这里打了整整23天的激烈战斗。那场面真是打得天昏地暗，惨得让人心里直发颤。
最终，中原和华东的野战军联手，集中兵力，尽管牺牲了3万多名战士，但仍成功消灭了黄维兵团的12万人，其中约4万人被直接击毙。
凤凰卫视在制作《淮海战役全记录》这部纪录片时，非常幸运地找到了许多当年亲身参与过这场战役的老兵，还有一些老兵的家属接受了采访。
秦基伟司令员回想起那段岁月：
战斗结束后，当地政府号召村民们清理战场。他们规定，每埋葬一位战士可以得到五斤高粱，而埋葬一匹马则可以获得二十四斤高粱。被第九纵队攻打的张围子村其实很小，但周围村民们因为帮忙掩埋死者，从政府那里领取了上万斤的高粱。
1948年冬天，中原和华东的解放军一起，在双堆集跟国民党最强大的机械化部队交上了手，就是黄维带领的第12兵团。
18军以前是国军里的五大劲旅之一，也是黄维12兵团的骨干。从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到解放战争结束，他们和咱们军队交手过很多次，每次不是赢就是打成平手，从来没输过。
当12兵团在双堆集被中原野战军的七个部队包围时，他们的首领黄维起初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慌。
他很自信地认为，凭借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一定能撑到李延年的部队从北方赶来支援。到时候两军会合，无论是摆脱困境还是反击，都能轻松应对。
《淮海战役的故事》这本书出自傅继俊之手。他在讲述1978年拜访黄维的经历时，是这么回忆的：
黄维说，他那十二万大军已经部署好了，等着中野来进攻。如果不是华野的粟裕派了五个纵队来支援，中野恐怕得花上两个月都攻不下来。
第12兵团配备了美式摩托车化装备，这让当时的黄维感到十分自信。
那时候，中原野战军长途跋涉来到了大别山，经过一番战斗后，出来时只剩下不到6万人了。他们最好的武器也就是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几门山炮。在双堆集战役的前几天，中野部队的冲锋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反而自身伤亡惨重。
到了11月30日，中央军委给两支军队发了一封电报，命令说：
从华东野战军那边至少调出两个队伍作为备用，刘陈邓他们什么时候需要，就能马上用上。
接到上级指示后，华东野战军的代理司令员粟裕迅速安排了7纵队、13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出发。这次任务由参谋长陈士榘带领，他们日夜兼程，赶往双堆集提供支援。
陈士榘率领三个纵队迅速到达双堆集，立刻与前线指挥部商议，提出希望中原野战军能让出指挥位置，由他自己来主导，带领华东野战军的同志们冲锋在前。
那个时候，中原的野战部队已经从三个方向把黄维的部队包围了。
东方集团中有陈赓指挥的第四纵队和秦基伟带领的第九纵队，还有来自豫皖苏地区的独立旅，这一切都由陈赓统一调度。
南集团由王近山指挥的6纵和陕南军区的12旅组成，这两个部队都直接听从王近山的指挥。
西集团由杨勇和陈锡联分别带领的第一纵队和第三纵队组成，陈锡联负责全盘指挥。
实际上，陈士榘现在已经不再负责指挥工作了。
后来，总前委决定把华野支援的三个纵队分配到不同的地方，仍然由中野的陈赓、王近山和陈锡联来指挥。至于陈士榘，他要去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协助参谋长李达工作。
陈小鲁是陈毅的儿子，同时也是粟裕的女婿，他这样回忆自己的过去：
华野的参谋长陈士榘，脾气可火了。一听这个安排，他立刻生气了。他说，既然没咱们的事儿了，那我们就走，直接往南去，拦截敌人，打李延年。
我父亲那时是中野的重要领导的助手，同时负责华野的工作，担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他看见陈士榘在那里发火，就猛地一拍桌子，直接对他说，你带着部队来支援，主动要求打硬仗，这是好事。但你这样发脾气可不行，你作为参谋长，这么大的官了，难道还不明白军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的道理吗？
后来，中野那边经过一番讨论，决定让驻守在双堆集南面的中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撤回一步，不再承担主要进攻任务。不仅如此，王近山还把攻击的位置让给了别人，甚至将6纵和陕南军区第12旅的指挥权交给了陈士榘，由陈士榘全面指挥南边的所有部队。
陈士榘遵照总前委的指示，将陈锐霆的特纵一部分划给了陈赓指挥的东集团。同时，他还将周志坚的13纵交给了陈锡联指挥的西集团。他自己则带领成钧的7纵，加上中野的6纵和陕南军区的第12旅，组成了南集团。
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理解我爸爸那一代人。那些老一辈的人经历过战争年代，那时候他们之间肯定也有过一些小摩擦和争执。
这些讨论最终都是为了让军队赢得战斗。当真正开战时，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棋局，每个人都按照指示行动。让你去哪，你就得去哪，严格遵守命令，听从指挥，这一点绝对不能马虎。
调整之后，总前委决定让陈士榘带领的南集团打先锋，这与之前的作战计划有所不同。原先的计划是让陈赓负责的东集团担任主攻。
在双堆集的战斗中，粟裕作为华东野战军的代理司令员，面对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迅速调动了五个纵队增援，以帮助中原野战军尽快结束战斗。
两个大军团合作战斗的故事被传为美谈。双堆集战斗结束后，陈士榘发现中野那边缺少重型武器，立刻让华野的士兵们把战场上缴获的所有武器都留给了中野，甚至一颗子弹也没带走。
1948年12月5日，解放军对位于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发起了全面进攻。在两大野战军的共同努力下，黄维兵团的防御区域逐渐缩小。四天后，他们的南边防线仅剩下大王庄这么一小块地方，距离双堆集的中心阵地不到一里地。
如果我们能拿下大王庄，以后无论是处理尖谷堆的问题，还是攻打双堆集，都会容易得多。
在大王庄这个地方，两边的士兵们打得非常激烈，你来我往，战斗场景十分惨烈。
最先冲进大王庄的是华野第七纵队的五十九团，但他们刚站稳脚跟，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被十八军的连续反攻逼退了。由于伤亡严重，华野第七纵队的成钧司令赶紧向中野第六纵队的王近山司令求援。
现在，王近山的第六纵队已经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局面，只剩下预备队里的第十六旅四十六团还能用。这支队伍，是王近山手上最后能投入战斗的力量了。
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第一营的教导员左三星，和记者谈起了过去的事情：
在那非常困难的时候，华野七纵向中野六纵求助，希望他们能尽早作为战略预备队加入战斗。想想看，如果不是形势危急，成钧绝不会向王近山提出这样的请求。
对于战士来说，荣誉就是他们的生命。我们两个野战军一起作战时，那种竞争的劲头，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士兵，都像在比赛一样，谁也不想落后。成钧能提出这个请求，说明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
大王庄的敌人跟以前遇到的完全不同。我们一进去，他们就像割不完的韭菜一样，一批接一批地冲上来，怎么也不撤退，就是不停地反扑。
中野六纵的十六旅四十六团这支新加入战斗的部队，在团长唐明春的带领下，顺着其他部队之前挖好的战壕，一次又一次地向大王庄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战斗一打响，唐明春发现对面的敌人一个个都像不要命一样，跟他一样拼命，非常凶狠。
驻扎在大王庄的部队是黄维兵团下属第18军118师的33团，这支队伍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有名，因为他们作战非常勇猛，大家都称他们为“老虎团”。
黄维命令33团驻守大王庄，目的是让这支精锐部队作为双堆集防线的坚实支撑，守住最后的防线。
廖明哲少校曾经是黄维兵团第18军33团的营长，他和记者聊天时说了这些：
他们（解放军）一次又一次地进攻，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击退。他们继续冲锋，我们就继续抵挡。白天的时候，大王庄是由我们负责的，但一到晚上，就轮到他们来掌控了。
就这样反反复复地争夺，大王庄一会儿被攻占一会儿又被夺回来，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次，我记得总共抢了五次。那战斗的场面，真是太激烈了！
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中野6纵控制了大王庄南面的大部分村庄。正当他们忙着加强防御时，敌方炮兵突然发起猛烈的炮击，对他们进行了强力反击。
老左，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第十六旅第四十六团第一营的教导员，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那时候他负责那个营的教导工作，心中充满了感慨。
榴弹炮接连爆炸，巨大的声响和冲击力让我瞬间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传来通讯员焦急的呼唤声，他一遍遍地叫着“教导员”。我缓缓睁开眼睛，眼前的景象让我心痛：阵地上，我们的战友已经寥寥无几了。
就在那时，敌人的炮火再次猛烈地袭来。我安然无恙，但刚才叫醒我的那位通讯员却牺牲了。这四天里，他已经是我失去的第九位通讯员了。
中野六纵的十六旅四十六团重新部署后，决定分成三路进攻，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再次向敌人三十三团的最后一道防线发起冲击。
正当部队准备行动时，地面突然传来阵阵轰鸣声。仔细一看，原来是15辆敌方坦克，它们绕了一个大圈，悄悄接近了中野6纵16旅46团的后方，从侧翼和后面发起了猛烈攻击。
46团1营的副营长看到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回头问教导员左三星：“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左三星简短地回答了两个字：解决，清除。
中野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的战士们，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和手上的手榴弹、炸药包，成功击毁了敌人最后反扑的15辆坦克。
廖明哲，曾经是黄维兵团第18军33团的少校营长，他这样回忆道：
如今，两边的军队都已经拼尽了全力，就看谁能再多坚持一会儿，胜利的机会可能就会落在谁的手上。
咱们33团的战士们都上战场了，一个都没剩下。后来，汽车兵、联络兵、后勤兵、工程兵，就连做饭的和养马的也拿起枪加入了战斗。
步兵撤退了，运输队的兄弟们上来了。他们平日里主要负责搬运物资，比如粮食和弹药。
这条运输线上有上百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四川的乡亲。他们在抗战时期被征召来做挑夫，后来抗战胜利后，部队重新编组，他们也就成了军人。但说实话，这些人平时根本没碰过枪。
手里紧紧抓着枪，嘴里不停对着上司抱怨：“唉，我本来是挑担子的命，怎么就轮到我干这个了？”一边说着，一边跟着上司向前走。这仗打得，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这次行动可以说是敌方33团的最后挣扎，结果自然不言而喻，毫无成效。不过，不得不提的是，黄维兵团第18军的战斗力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中野和华野的战士们在心里也对他们暗暗敬佩。
中野6纵的司令员王近山原来有一个150多人的警卫连，可是经过一番战斗后，只剩下17个人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编傅继俊为了把《淮海战役史》这本书写好，经常去当年的战场实地考察。
在双堆集那边，傅继俊看到了一件挺新鲜的事：
春天的时候，我来到这里，一眼就看到了那片麦田。说实话，那里的麦子和其他地方的不一样，长得特别好，又高又壮。
我旁边有个朋友，我就问他这里的情况，他指了指说，你看，那边有一条横的，这边有一条竖的，弯弯曲曲的，这些都是以前打仗时挖的战壕。
战争结束后，特别是那些国民党的士兵，乡亲们就把他们的遗体移到战壕里，撒上石灰，简单地埋葬了。
我方占领大王庄后，驻守在小王庄的黄维兵团第85军的一个主力团马上选择了投降。他们全程目睹了大王庄的激战，心里害怕极了，完全没有了抵抗的念头，再也不敢继续战斗了。
这个时候，黄维才明白，他已经完全没有退路了。
蒋介石现在很头疼，只能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胡琏身上。他让胡琏，这个12兵团的副司令官，去双堆集，希望他能带着剩下的部队突围出来。
12兵团刚成立时，胡琏原本是想当司令的，结果却只当上了副司令。这下胡琏可不高兴了，他生气地借着给老妈奔丧的名义，直接回了老家，一个人躲起来“悲伤”，其实他是在憋气呢。
这时候，12兵团眼看就要撑不住了，没想到胡琏却站了出来。
这时候，很多人都劝他：“这么危险的情况，你何必非要硬闯呢？”
去了战场，单凭你一个人也改变不了大局，最后可能只是多了一具尸体，或者让对方多了一个俘虏，这样做真的值得吗？
胡琏真是个有军人气概的人，他说，做人遇到困难不能逃避，如果真的到了生死关头，他绝不会因为害怕就退缩！
过了两天，胡琏直接杀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胡琏到了台湾之后，为了整理战史资料，亲自画了一张双堆集战役的简单作战图。
这张照片定格了他回忆起自己单独驾驶飞机飞越双堆集上空的那个瞬间。
有时候，土地守不住，最重要的是靠军队来保护安全。
这两句话的注解揭示了他当时的心情。
丢了土地没关系，重要的是要带领大家打起精神来。
2012年，凤凰卫视的记者专程去了台北，与胡琏的孙子胡敏越进行了交谈，目的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战争的细节。
胡敏跟记者聊起时：
那次情况非常紧急。黄维在双堆集附近开辟了一个简易跑道，可以让小飞机勉强起飞和降落。祖父的手下有个叫石让齐石先生的人，他开了一架小飞机，把胡琏送到了双堆集。
全军的军长和师长们都出来迎接他，大家都说太好了，老军长终于回来了，大家的精神头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徐克杰和张世礼两位老先生都是参加过双堆集战役的老兵。徐克杰曾经是中原野战军6纵的一名参谋，而张世礼则是华东野战军13纵的一位营长。
在双堆集的大战中，徐克杰和张世礼两位指挥官带领中野和华野的士兵们共同作战，最终战胜了黄维和胡琏指挥的12兵团。
徐克杰回忆起过去时说：
胡琏在指挥战斗时比黄维更加灵活多变，战术运用也很灵活。以前我们俩跟他交手过不少次，记得最早是在1946年9月的龙凤战斗中，我们俩就曾和胡琏交过锋。
在那次战斗中，我们在大王庄这个地方跟他们打成了僵持。一会儿我们冲进去，一会儿又撤出来，撤出来不久，又冲了进去。
胡琏带兵挺有一套，打仗特别勇敢。
胡琏的到来确实让12兵团的士兵们士气大增，但说实话，现在12兵团的状况已经非常严峻了，单靠胡琏一个人，怎么可能扭转战局呢？
尖谷堆是位于双堆集南面的一座小土丘，它是黄维兵团最后的防御点，距离兵团部所在地小马庄非常近。
大王庄被攻破后，黄维兵团里的18军剩下的人马在尖谷堆被围了好几天，又冷又饿，日子特别难熬。
黄维兵团里，第18军的33团有一个少校营长，名叫廖明哲，他跟记者讲起了以前的事：
军队里的粮食吃完了，只能开始杀马充饥。厨房里急急忙忙把马肉煮得不太熟，就赶紧送到前线去了。轮到我的时候，只剩下最后两小块肉了。
我询问剩余的肉去了哪里，厨师告诉我，在经过前面的战壕时，那些牺牲的战士们已经拿走了。
我说，难道死人还会来抢你的东西吃吗？
厨师说，那些人都躺得像死了一样。但只要一闻到肉香，他们立刻就活蹦乱跳起来，争先恐后地抢夺食物，咬上几口后又躺回地上。这情景就像死而复生一样。
咱们营地里的人都快饿扁了，哪里还有劲头去战斗呢？
天气冷得让人受不了，既没东西吃，也没地方住。有些人就在地上挖个坑，钻进去取暖。还有人会找些高粱杆，在坑上搭个简单的棚子。要是运气好，捡到个降落伞，那就能搭个好点的棚子了。这样的日子，真是太苦了。
我挺幸运的，经常和家里人说，那些大富豪其实还不如我。他们不会用钱来生火取暖，或者拿钱当柴烧水。他们做不到的，但我可以。
我守着那个地方，一天能赚五万块。南京那边直接用飞机从天上撒钱。命都快没了，这些钱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我让大家打开箱子，拿去生火取暖。那木箱里装满了五万块，就这么被扔下来了。
这场景真的难以描述，现在的人都很难理解那种情况。就算我说了，你们也很难体会，真是惨到了极点。
过了二十多年，即使是久经沙场的胡琏，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心里仍然感到害怕，直发抖。
胡琏的孙子胡敏越向记者展示了胡琏亲自写下的东西：
两军交战激烈，生死只在一瞬间。三百步的距离，根本来不及救援。
胡琏晚年回忆起双堆集战役时，决定将其记录下来。从他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时的战斗形势异常紧张，已经到了白刃战的地步，战斗的激烈程度令人难以忘怀。
张世礼以前在华东野战军13纵当过营长。他曾跟我们分享过那段时光：
1948年12月15日下午，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起对黄维兵团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两大主力部队把所有的大炮都调集起来，从下午4点半开始猛烈轰击，炮声震耳欲聋，像打雷一样，把黄维兵团的前线阵地炸得七零八落。一直打到5点半，到了6点钟，战士们就开始冲锋了。
晚上七点，黄维兵团因为弹尽粮绝，终于支撑不住了。黄维急忙命令各部队毁掉大炮等重型武器，丢弃通讯工具，甚至不顾伤员，各自逃命去了。
在黄维的兵团里，第18军的33团有一个少校营长，名叫廖明哲。他向记者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那个有六百多人的营地，在突围的时候，只剩下几十个人了。最后，我们硬是从解放军的阵地中闯了出去，成功脱险。加上我自己，最后活着出来的，也只有十二个人。
黄维、胡琏和吴绍周这三个兵团的头领分别钻进了坦克。在第11师和装甲部队的掩护下，他们从双堆集的西边找到了一个缺口，迅速冲了出去。
胡琏驾驶着坦克冲在队伍前面，途中遇到一座浮桥。虽然他成功过了桥，但坦克的重量却把浮桥压垮了。
黄维开着坦克，但桥太窄过不去，只好另找路走。可这运气差到极点，坦克半路又出了故障。没办法，他只好放弃坦克，自己徒步逃跑，混在一群逃兵中。最后，在黄沟那地方，被解放军给逮住了。
胡琏走到鲍集附近，没想到遇到了李延年兵团，他们帮忙把他带到了蚌埠。就这样，他意外地避开了危险，成了那个没被抓到的人。
吴绍周是85军的军长，他开着坦克跟在胡琏和黄维后面。结果胡琏的坦克不小心把浮桥压塌了，黄维见状赶紧换了一条路。吴绍周见状，干脆下车，跑到附近的小庙里找个地方坐下来，准备等解放军来抓他。
1989年，黄维跟一位美国记者谈到了这件事，他说：
12月15日那天，我们迅速分散撤离，我与副司令胡琏各自登上一辆坦克，急忙离开现场。
跑了四十多公里后，我的坦克突然不走了。这下我可犯了愁，只能下车看看怎么回事。一看，周围全是解放军，他们立刻把我抓住了，就这样成了俘虏。
黄维说起那次突围，先是碰上桥断了，然后车子又坏了，他只好徒步走了四十里路，最后还是被抓了，这或许就是命运吧。
但他完全没想到，自己在半夜里乱跑了一通，实际上一直在原地转圈，跑了足足40里的路。他从最初逃走的小马庄到坦克出故障的黄沟，直线距离才两公里左右。
黄维到了晚年才明白，以前被抓的地方叫“黄沟”，他一听乐了，反复念叨了好几次：
看来没错，他的名字和一个地名撞上了，真是黄维掉进了黄沟里。
胡琏晚年大多住在台北县眷村的一座有花园的房子里。他去世后，家人保留了他的书房原貌，没有任何改变。
胡琏的后代胡敏越向特地前往台湾采访的记者分享道：
到了晚年，胡琏特别喜欢待在书房。在那里，他忙个不停，一会儿记录战争的历史，一会儿又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的来说，他写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军事的，另一类则是他自己的人生故事。
当他闲下来时，特别爱玩拆字游戏，经常会找张纸，拿起笔拆解“双堆集”中的“堆”和“集”这两个字。
你看“堆”这个字，右边是不是有个“隹”字？再看“集”这个字，上面也有个“隹”。当人们把这两个“隹”字写在一起时，他们就说，“两个”可以用“双”来表示，“双”就成了“双堆集”这个名字的第一个字。所以，“双双”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
实际上，黄维本来不应该被抓，他应该和黄维一起返回南京。
他老是念叨，心里其实挺羡慕黄维的。黄维能自由自在地去他以前上过战场的地方溜达，随便看看。
但他去不了那里，想想现在的双堆集，那地方肯定很肥沃，地下埋了多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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